第十四章:新官 (第1/2页)
十二月五日,卯时三刻。
沈知行站在耳房里,对着那面模糊的铜镜,第无数次整理身上的官袍。
青袍已经找裁缝改过了,袖口收短了两寸,腰身收窄了一掌,穿在身上比之前精神了不少。但料子终究是粗绸,光泽黯淡,跟方启明穿的那件缎面官袍差了好几个档次。乌纱帽戴在头上,帽翅短得几乎看不见,远远看去像戴了一顶黑色的蘑菇。铜印用红绳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走路时轻轻拍打着大腿,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又看了看。
瘦,还是瘦。颧骨高耸,眼眶深陷,嘴唇干裂,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官”。但他已经没有时间把自己养胖了——今天是他到经历司报到的第一天,不能迟到。
他深吸一口气,推门出去。
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没放晴。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巨大的铅板罩在整个临海县城上方。青石板路上的雪被踩成了冰碴子,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沈知行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不是因为怕滑,是因为在适应这身新行头——官袍的下摆比书吏的直裰长了一截,走路时容易被踩到。
府衙的侧门开着,老庞正在门口扫雪。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头上裹着一块破头巾,手里的扫帚秃了一半,扫起来很费劲。看到沈知行走过来,他停下扫帚,直起腰,浑浊的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圈。
“沈相公——不,沈大人,”老庞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这身官袍,穿着精神。”
沈知行苦笑了一下。“庞叔,别叫我大人,我还是我。”
老庞摇了摇头。“不一样了。穿着青袍,就是官。老庞不敢乱叫。”
沈知行没有再说什么,拍了拍老庞的肩膀,走进了府衙。
经历司在府衙的三进院,一间朝北的偏房,常年不见阳光,阴冷潮湿。沈知行穿过二堂的时候,看到陆文衡的签押房门开着,里面没有人。他本想进去打个招呼,想了想还是算了——今天是去经历司报到,不是去见陆师爷。
他继续往里走,穿过一个月亮门,进了三进院。
院子不大,只有正房和东西两间厢房。正房是知府大人的签押房——方启明的办公地点,比二堂的签押房更宽敞、更气派,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清慎勤”三个字。东厢房是经历司,西厢房是照磨所——管档案的另一个部门。
沈知行在东厢房门口停下来,整了整官帽,敲了敲门。
“进来。”
里面传来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浓重的淮安口音。沈知行推门进去,看到一张条案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白面微须,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色官袍——同样是青袍,但比他穿的这件质地好得多,是绸缎的,在昏暗的光线中泛着柔和的光泽。
这就是吴承恩。
沈知行跪下,行了大礼:“属下沈知行,奉命到经历司报到,见过吴大人。”
吴承恩没有让他起来。沈知行跪在地上,低着头,只能看到吴承恩的靴子——黑色的官靴,鞋面上没有灰尘,擦得很亮。
“你就是沈知行?”吴承恩问。
“是。”
“方大人举荐的那个人?”
“是。”
“调三千石粮给台州卫的那个人?”
沈知行的心跳了一下。吴承恩知道调粮的事——这意味着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知道府衙里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可能知道这件事背后牵涉到什么人。
“是。”沈知行说。
吴承恩沉默了片刻。沈知行跪在地上,膝盖有些发麻,但不敢动。
“起来吧。”吴承恩终于说。
沈知行站起来,垂手而立。他抬起头,第一次正面看清了吴承恩的脸——一张清瘦的脸,颧骨高耸,鼻梁挺直,嘴唇很薄,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竖纹,像是常年皱眉留下的痕迹。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但很深,像两口幽暗的井,看不出深浅。
“你知道经历司是做什么的吗?”吴承恩问。
“掌管府衙文书档案,负责各类公文的收发、登记、归档、保管。”沈知行把在吏房看到的职责说明背了一遍。
吴承恩点了点头。“你说的是职掌,不是本质。”
“敢问大人,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经历司是府衙的‘记性’。”吴承恩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一个府,每年进出的公文有几千份。谁看了,谁批了,谁画了押,谁盖了章,都记录在案。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要查某件事,翻的就是经历司的档案。所以,经历司的人,不仅要会管档案,还要知道哪些档案该留,哪些档案该毁,哪些档案该做得让人看不懂。”
沈知行听出了吴承恩话里的意思——经历司不仅是一个“档案室”,还是一个“过滤器”。有些文档要保留,以备不时之需;有些文档要销毁,免得成为日后的把柄;有些文档要做得模棱两可,让查的人看不懂,或者看懂了也说不清。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这是一个需要政治智慧的工作。
“属下明白。”沈知行说。
吴承恩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满意,可能是怀疑,也可能只是在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可造之材。
“方大人说你通晓文墨,熟悉钱粮,”吴承恩说,“我考考你。”
他从条案上拿起一份公文,递给沈知行。
沈知行接过来,看了一眼。这是一份省里下发的札子,内容是关于嘉靖三十二年度各地赋税征收的新规定——主要是把一部分实物税改折成白银,以“一条鞭法”的名义试行。札子写得很长,用词晦涩,充满了各种官场套话,核心意思只有一条:从明年开始,台州府要多交五千两白银。
五千两。
沈知行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台州府目前的财政状况,能挤出这五千两吗?挤不出。但如果挤不出,省里就会派员来查,一查就会发现问题——不是账目问题,是台州府根本收不上来那么多税的问题。
“看出什么了?”吴承恩问。
“省里要台州府从明年开始多交五千两白银,”沈知行说,“但台州府目前的财政收入,挤不出这笔钱。”
吴承恩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那你说怎么办?”
沈知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吴承恩意外的话。
“这五千两,不是让台州府‘交’的,是让台州府的百姓‘交’的。但台州府的百姓已经交不起更多的税了。所以这笔钱,只能从‘不该交税的人’身上出。”
吴承恩盯着他看了几秒钟,嘴角微微上扬——那不是笑,是一种更复杂的表情,像是欣赏,又像是警告。
“你说的‘不该交税的人’,是指那些有田不纳粮、有丁不服役的豪强?”
“是。”
“你知道台州最大的豪强是谁吗?”
“张三省。”
吴承恩的笑容消失了。
“你知道张三省是谁的人吗?”
“严嵩。”沈知行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低,但很稳。
吴承恩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回到条案后面坐下。屋里暗了下来,只有桌上的油灯在摇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你比你爹聪明,”吴承恩说,“但你爹的下场你也看到了。聪明人死得更快。”
“属下知道。”沈知行说,“但属下不怕死。”
“不怕死和不会死是两回事。”吴承恩的声音忽然严厉了起来,“你现在是从九品的官,不是书吏。你的命比之前值钱了,但也更容易被人盯上了。你之前是一个小吏,张三省要动你,只会用你爹那种方式——把你弄进牢里,折磨死。但你现在是官了,他要动你,就会用另一种方式——让你身败名裂,让你生不如死。”
沈知行没有说话。
吴承恩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扔给沈知行。
“这是经历司档案房的钥匙。从今天开始,你负责整理嘉靖三十一年度的所有公文,按时间顺序归档,年底之前完成。做不完,不许回家过年。”
沈知行接过钥匙,钥匙很重,握在手心里冰凉的。
“属下遵命。”
他转身走出东厢房的时候,天又阴了。灰色的云层压得更低了,像是要塌下来一样。他站在廊下,把手里的钥匙举到眼前,看了看。
这是他在经历司的第一份任务——整理嘉靖三十一年度的所有公文。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枯燥的、繁琐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但他知道,这份任务背后,藏着吴承恩对他的第一次“考验”。
考验的不是他会不会整理档案——那谁都会。考验的是他能不能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发现那些“不该留”的东西,并且以一种不露痕迹的方式处理掉。
因为在台州府嘉靖三十一年度的公文中,有太多关于张三省的记录。那些记录,如果被有心人翻到,就是一颗颗定时炸弹。
他需要把这些炸弹拆掉,或者藏起来。
他把钥匙收进袖子里,往黄册房的方向走去——不是去坐班,是去取他的东西。他现在是经历司的人了,不能再在黄册房待着了。他的那些册子、笔记、文书,都要搬到经历司去。
黄册房里,一切如常。
周应龙在跟赵全下棋,顾明远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韩茂才在税科打算盘。刘典吏的里间门关着,里面传来翻纸的声音。
沈知行推门进去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不是因为他是沈知行,是因为他穿着官袍。
周应龙放下手中的棋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然后笑了。
“哟,从九品的大人了。”他说,语气里有调侃,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周爷别取笑我了。”沈知行走到自己的角落,开始收拾东西。
他的东西不多——几本手抄的笔记,一沓自己画的表格,一块铜牌(台州卫的随营书吏牌),一个油灯,一把秃笔。他用一块旧布把这些东西包好,打了个结,拎在手里。
赵全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笑眯眯地说:“沈大人,以后飞黄腾达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兄弟。”
沈知行看了他一眼。赵全的笑容还是那样人畜无害,圆圆的脸,眯眯的眼睛,像一个弥勒佛。但沈知行知道,这个弥勒佛前几天被杜恒请去吃了饭。
“赵爷说笑了,”沈知行笑了笑,“我还是我,以后还要靠赵爷关照。”
赵全点了点头,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沈知行拎着包袱,走到刘典吏的里间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他推门进去。刘典吏坐在条案后面,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看到他穿着官袍进来,刘典吏的烟袋停了一下。
“穿上了?”刘典吏问。
“穿上了。”
“合身吗?”
“改了改,还行。”
刘典吏点了点头,把烟袋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沈知行。
“你是从我这里出去的,”刘典吏说,声音有些沙哑,“不管你以后做到多大的官,别忘了你是从黄册房的书吏做起。”
沈知行跪下,向刘典吏磕了一个头。
“刘爷的恩情,知行一辈子不忘。”
刘典吏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但他的手挥得很慢,像是在跟什么告别。
沈知行站起来,拎着包袱,走出了里间,走出了黄册房,走过了那两棵光秃秃的老槐树,走过了甬道,走出了侧门。
他没有回头。
当天下午,沈知行在经历司的档案房里开始整理公文。
档案房在经历司的隔壁,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四面墙壁都是木架子,架子上堆满了卷宗和册子。屋里有一股浓重的霉味,呛得人直咳嗽。沈知行点了一盏油灯,把门关上,开始工作。
他先从最近的一堆卷宗开始——十二月的公文。数量不多,只有十几份,都是各县上报的日常事务:某人死了,某地闹了盗贼,某条路被水冲毁了,等等。他一份一份地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用毛笔在每份公文的右上角写上一个编号,然后登记在册。
做完十二月的,他翻出十一月的。
十一月的公文比他想象的多。因为周怀仁来查账,府衙上下都在忙着准备材料,各种报告、汇总、说明像雪片一样飞来。他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编号,一份一份地登记。
看到第十一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这是一份关于“仙居县预备仓被征用三百石粮食”的报告。报告是仙居县知县写的,内容是向府衙说明——提刑按察使司的人以“备倭军需”的名义,从仙居县预备仓征用了三百石粮食,请府衙备案。
沈知行盯着这份报告看了很久。
这份报告是真实的,有仙居县知县的签字和盖章。也就是说,提刑按察使司征用仙居县粮食的事,在官方的档案里有据可查。这不是秘密操作,是公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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