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秋天的心脏 (第1/2页)
　　
　　1874年9月，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的秋天比维也纳来得早。
　　
　　九月初，多瑙河两岸的梧桐树就开始落叶了。不是一片一片地落，而是一整树一整树地黄，黄到透亮，然后在某一阵风过后，哗啦啦地铺满地面。伊洛娜站在母亲病房的窗前，看着那些叶子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又落下去，觉得它们像一群没有翅膀的鸟。
　　
　　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一碗汤，说几句话。坏的时候就一直睡，呼吸很轻，轻到伊洛娜要凑到她的脸前才能确认她还活着。
　　
　　医生说，是肺痨。
　　
　　“能治吗？”伊洛娜问。
　　
　　“能控制。但治不好。”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她的身体太弱了。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伊洛娜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母亲嫁给了不爱的人，过了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她的肺是被不快乐慢慢啃坏的，像虫子啃木头，从里面开始，等你发现的时候，外面已经空了。
　　
　　父亲每天都来。他坐在病房的另一边，不说话，只是看着母亲。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还是亮的——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伊洛娜从未见过的、近乎忏悔的神情。
　　
　　“爸，”有一天伊洛娜问他，“您爱过妈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
　　
　　“爱过。但不是她想要的那种。”
　　
　　“她想要哪种？”
　　
　　“她想要我说‘我爱你’。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因为，”父亲低下头，“我不会说。”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起莱奥——那个也不会说“我爱你”的人。但他会说别的。他会说“海很好看”，会说“你来更好看”，会说“我会等”。
　　
　　也许“我会等”就是“我爱你”。
　　
　　也许所有的“我爱你”，都是“我会等”的另一种说法。
　　
　　九月十日，母亲忽然清醒了。
　　
　　她坐起来，自己喝了半碗粥，然后对伊洛娜说：“把窗户打开。”
　　
　　伊洛娜打开窗户。秋天的风吹进来，带着落叶和泥土的味道。
　　
　　“我想回家。”母亲说。
　　
　　“您在医院。”
　　
　　“我知道。我想回真正的家。回布达佩斯，回庄园。不是这个白色的房间。”
　　
　　伊洛娜看向父亲。父亲点了点头。
　　
　　“我去办出院手续。”他说。
　　
　　第二天，他们把母亲接回了庄园。庄园比伊洛娜记忆中更破败了——花园里的杂草长到了膝盖，葡萄园的架子倒了一半，池塘已经完全干了，露出龟裂的泥底。但母亲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笑了。
　　
　　“还是这里好。”她说。
　　
　　她躺在床上，窗外就是那片干涸的池塘。她说她小时候在那里面抓过鱼，还说有一次掉进池塘里，差点淹死，是家里的一个长工把她捞上来的。
　　
　　“那个长工后来怎么样了？”伊洛娜问。
　　
　　“死了。打了一辈子光棍。”
　　
　　“他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母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伊洛娜坐在床边，看着母亲的脸。睡着的时候，母亲的脸是平静的，没有痛苦，没有忧愁，像一个普通的、累了的老妇人。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从来没有问过母亲，她叫什么名字。
　　
　　不是拉科齐夫人，不是“伊洛娜的母亲”。而是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名字。
　　
　　她叫朱莉娅。朱莉娅·拉科齐。
　　
　　一个曾经年轻过的、爱过的、恨过的、后悔过的女人。
　　
　　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
　　
　　同一天，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从布拉格来的客人。
　　
　　不是马萨里克——马萨里克还在写他的书。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的捷克人，自称是马萨里克的学生。
　　
　　“老师让我转告您，”年轻人压低声音，“他的书快要写完了。明年春天出版。”
　　
　　“出版？”雅各布有些惊讶，“在布拉格出版？”
　　
　　“在维也纳。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
　　
　　“不怕被封？”
　　
　　“怕。但老师说不怕。”
　　
　　雅各布沉默了。他知道马萨里克是一个固执的人，但没想到他固执到这种程度——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出版一本关于捷克民族复兴的书，跟直接走进监狱差不多。
　　
　　“他还说了什么？”雅各布问。
　　
　　“他说，谢谢您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就这个？”
　　
　　“就这个。他说，您会懂的。”
　　
　　年轻人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块擦杯子的抹布，久久没有动。
　　
　　他懂。
　　
　　马萨里克说的“咖啡”，不是咖啡。是信任，是支持，是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一点微不足道的、但足以让人继续走下去的温暖。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那个年轻人是谁？”
　　
　　“一个学生。”
　　
　　“学什么的？”
　　
　　“学怎么当一个捷克人。”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奇怪了。”
　　
　　“不是奇怪。是危险。”
　　
　　“那你为什么还要见他们？”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如果他们都不见了，这个世界就只剩我们这些‘正常’的人了。”
　　
　　“正常不好吗？”
　　
　　“正常好。但只有正常，太无聊了。”
　　
　　莱奥在九月中旬收到了一封来自布达佩斯的信。不是伊洛娜写的，而是伊洛娜的父亲写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
　　
　　“海登莱希少尉：
　　
　　我是伊洛娜的父亲，拉科齐伯爵。我女儿经常提起你。她说你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她母亲病得很重，可能撑不过这个秋天。她很难过，但她不跟我说。她只跟你说。
　　
　　如果你能来布达佩斯，请来。如果不能，请给她写信。她需要有人说话。
　　
　　拉科齐伯爵”
　　
　　莱奥读完信，去找马蒂奇。
　　
　　“军士长，我要请假。”
　　
　　“几天？”
　　
　　“不知道。也许一周，也许一个月。”
　　
　　“去哪？”
　　
　　“布达佩斯。”
　　
　　马蒂奇看着他。“为了那个姑娘？”
　　
　　“嗯。”
　　
　　“去吧。”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炮台有我。”
　　
　　“谢谢。”
　　
　　莱奥收拾了一个小包，去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去布达佩斯的票。火车是晚上七点的，到布达佩斯要第二天早上。
　　
　　他坐在候车室里，手里握着那张车票，心里想着伊洛娜。
　　
　　他想起她在渔市看鱼的样子，想起她在炮台看日出的样子，想起她在火车站说“你总是说‘以后’”的样子。
　　
　　他欠她很多“以后”。
　　
　　现在，他要给她一个“现在”。
　　
　　伊洛娜在九月十八日那天，第一次给莱奥写了信。
　　
　　不是回信——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莱奥的信了。而是她自己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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