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升庵遗韵黄峨那一封寄不到的家书 (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四川新都的桂湖边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愁。那愁不是春愁，是离愁——被巴山蜀水隔断了的、被金沙江的浪打碎了的、在桂湖的荷叶上滚了又碎、碎了又滚的愁，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封寄不到云南的家书，墨迹未干，纸就皱了，皱了又展，展了又皱，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等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新都桂湖的。湖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寂，像一位独坐黄昏的妇人，望着湖面上渐渐暗去的天光，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湖边的桂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叶还在发，雨滴从叶子上滑下来，落在水面上，荡开一圈一圈的漪。我撑着伞，沿着湖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铺开信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信纸，写了一辈子的信，可那些信，没有一封寄到。不是不想寄，是寄不到。云南太远了，远到她的信走到半路，就被人拦下了；远到她的思念走到半路，就被风吹散了；远到她的人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黄峨，字秀眉，号杨夫人。她是明代的女文学家、散曲家。她生于四川遂宁，嫁于新都杨慎，夫妻唱和，伉俪情深。杨慎因“大礼议”被贬云南，永戍不归，她独守家园三十余年，以诗书自慰，以家书寄情。她的诗集叫《杨夫人乐府》，她的散曲散落在明人的选本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桂湖的荷花——开在夏天，谢在秋天，开谢之间，是她守了三十年的寡，是她写了三十年的信，是她等了三十年的、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出生的时候，四川下着雨。那是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朝还在它的盛年。孝宗皇帝勤政爱民，朝堂上还算清明，天下百姓还算安康。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黄家是遂宁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黄珂，字鸣玉，号静轩，是成化二十年的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黄峨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琴。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秀眉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黄珂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十五岁那年，父亲在京城做官，她跟着进京。在京城，她遇到了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是明代第一才子。他二十四岁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名满天下。他读了她写的诗，大为惊叹，说：“此女诗才，不在易安之下。”他托人提亲，黄珂应允。那一年，她二十一岁，他二十四岁。他们成婚了。
出嫁那天，京城下着雨。她坐在花轿里，红盖头遮住了她的脸，遮不住她的心跳。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懂她，会不会包容她的才情，会不会在她写诗写到深夜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裳。花轿抬进了杨府。杨慎在门口迎接她，穿着大红的新郎服，眉目清朗，脸上带着笑。他接过她的手，轻声说了一句：“你来了。”她点点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她只知道自己等到了，等到了那个懂她的人。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写得比从前更好了。因为有了对手，有了知音，有了那个在她诗稿空白处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绝”的人。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得罪嘉靖皇帝，被廷杖后贬往云南永昌卫，永不赦还。那一年，她二十六岁。他离开京城的那天，她站在城门口，看着他的囚车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没有哭。她不能哭。她是杨家的媳妇，是杨慎的妻子，是杨慎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哭。她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她等了三十年。
她在《寄外》中写道：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雁飞曾不到衡阳——大雁飞不到衡阳，她的信又怎么能寄到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春天的花柳再美，她的命也是薄的。六诏风烟君断肠——他在云南的烟瘴中，断肠思乡。曰归曰归愁岁暮——她说要回来，要回来，可到了岁暮，还是没有回来。其雨其雨怨朝阳——她说下雨了，下雨了，可怨的是太阳不出来。相闻空有刀环约——她听说他有回来的约定，可那是空的。何日金鸡下夜郎——什么时候金鸡才能赦免他，让他回到夜郎以西？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他离开的那天起，就系在了他的身上。他走，她等着；他留，她等着；他死了，她还在等。等着那封永远寄不到的信，等着那个永远回不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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