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群山 (第1/2页)
一
一九九二年春天,巴黎。
梅坐在公寓的窗前,手里捧着那台莱卡相机。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相机上,把那些磕碰的痕迹照得清清楚楚。每一道划痕,都是一段记忆。
二十一年了。
从一九七一年在岘港的孤儿院里第一次见到林卫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她从那个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变成了四十七岁的女人,头发里也开始有了白发。
但相机还在。布娃娃还在。那些记忆还在。
她站起来,走到那个装满笔记的箱子前,打开。里面是一排排泛黄的笔记本,一叠叠黑白照片,还有那些镂空的镜头徽章。林墨卿的,林慕青的,林晚的,林卫国的,还有她自己的。
一百二十二年。
七代人。
她轻轻抚过那些笔记本的封面,像抚摸亲人的脸。
窗外传来邮差的声音。她走出去,从信箱里取出一封信。信是从阿富汗寄来的,落款是卡里姆·哈桑。
她拆开信,慢慢读下去。
二
“梅姐:
我在喀布尔给你写信。这座城市已经变了。苏联人走了,但战争没有走。不同派别的人在里面打来打去,每天都有炮弹落下来,每天都有死人。
我一直在拍。拍那些被炸毁的房子,拍那些逃难的人,拍那些死在路上的人。那台莱卡你给我的,一直很好用。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想起林卫国。
阿富汗的山太多了。每座山后面都有人在打仗,每个山谷里都有人在死去。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但我知道,会死很多人。
我会一直拍。像你一样,像林卫国一样。
卡里姆”
梅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箱子里。
阿富汗。
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地方。英国人去过,苏联人去过了,现在轮到阿富汗人自己打自己了。
她走到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前,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喀布尔的位置。那座城市,离巴黎很远,离贝鲁特很近,离那些她见过无数次的死亡,也很近。
“卡里姆,”她轻声说,“你要活着。”
三
一九九三年,纽约。
詹姆斯·克莱尔七十五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杖,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像年轻时一样。
他住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小公寓里,房间里到处是照片、底片、笔记本。林卫国留给他的那个箱子,就放在墙角。二十八年了,他一直带着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
现在他走不动了,终于停了下来。
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开那个箱子,拿出几本笔记本,慢慢地翻。那些字是中文的,他看不懂,但他能感觉到那些字的分量。每一页,都是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死去的人。
有时候,他会拿出那台莱卡——他自己的那台,不是林卫国的那台。他对着窗外的天空按下快门,咔嚓一声,像在跟那些死去的人打招呼。
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巴黎寄来的,落款是阮氏梅。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詹姆斯:
我老了,但还在拍。卡里姆在阿富汗,拍得很好。那台莱卡还在用。
我想你。
梅”
詹姆斯读完信,笑了。
他把信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和那枚镂空的镜头徽章放在一起。那枚徽章是他父亲托马斯的,是他爷爷威廉的,是一百多年前索菲、弗兰克、阿尔弗雷德他们戴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
纽约的秋天,树叶黄了,落了,铺满了人行道。孩子们在落叶里奔跑,笑声传得很远。
“林,”他轻声说,“你在那边看见了吗?我们还在记。”
四
一九九四年,喀布尔。
卡里姆蹲在一堵被炮弹炸塌的墙后面,用长焦镜头拍那些正在交战的士兵。枪声在耳边呼啸,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他已经习惯了。八年了,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从巴格达到喀布尔,他习惯了这一切。
他今年三十一岁了。从一个拿着破相机的难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开始在西方报纸上出现,他拍的那些照片开始被人看见。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是谁给了他第一台相机。
那台莱卡,他一直带在身边。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越南女人,想起她在贝鲁特废墟中教他拍照的样子。
“卡里姆!”
身后传来喊声。他回过头,看见一个阿富汗记者正朝他跑来。那人叫法里德,是他在喀布尔认识的朋友。
“快走!塔利班的人来了!”
五
塔利班。
那是一九九四年新出现的名字。他们在坎大哈起家,喊着“消灭军阀,恢复和平”的口号,一路打到喀布尔。很多人相信他们,以为他们能给这个被打烂的国家带来和平。
卡里姆一开始也这么想。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
那些人太极端了。他们不让女孩上学,不让女人工作,不看电视,不听音乐,甚至不能拍照。有一次,他在街上拍照,被几个塔利班的人抓住,差点被打死。
“你是记者?”那个人问。
卡里姆点点头。
那个人从他手里夺过相机,摔在地上,用脚踩碎。
“真主不允许拍照,”他说,“再让我看见你,就杀了你。”
卡里姆趴在地上,看着那台被踩碎的相机。那是他自己的相机,不是梅给的那台莱卡。那台莱卡,他藏在旅馆的床底下,没带出来。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从床底下拿出那台莱卡,紧紧地抱在怀里。
“谢谢你,”他轻声说,“你又救了我一次。”
六
一九九五年,喀布尔落入塔利班手中。
卡里姆在最后一刻逃出了城。他带着那台莱卡,还有一些胶卷,徒步走了三天,翻过几座山,到了巴基斯坦边境。
边境线上挤满了难民,拖家带口,背着全部家当。他站在人群里,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咔嚓,咔嚓,咔嚓。
一个老人走过来,看着他。
“你是记者?”
卡里姆点点头。
老人叹了口气:“拍吧。让外面的人看看,我们是怎么活的。”
卡里姆继续拍。他拍那些疲惫的脸,拍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拍那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眼睛。他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太阳落山。
晚上,他坐在边境的一个帐篷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给梅写信:
“梅姐:
我又成了难民。从贝鲁特到喀布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我逃了一辈子,拍了一辈子。
但我还在拍。那台莱卡还在。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只要还有战争,我就会一直拍下去。
卡里姆”
七
一九九六年,白沙瓦。
卡里姆在白沙瓦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当记者。这座巴基斯坦边境的城市,挤满了从阿富汗逃出来的难民,也挤满了各国的记者和间谍。他在街上拍照,在咖啡馆里写稿子,在夜里冲洗那些白天拍下的照片。
有一天,他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个人。
那是一个西方人,五十多岁,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旧风衣。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台莱卡相机,正在看照片。
卡里姆走过去,用英语问:“你也是记者?”
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疲惫的脸。
“是的,”他说,“我叫詹姆斯·克莱尔。”
卡里姆愣住了。
“詹姆斯·克莱尔?你认识阮氏梅吗?”
詹姆斯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认识梅?”
八
那天下午,他们在咖啡馆里聊了很久。
卡里姆告诉他,梅是他的老师,是给他第一台相机的人。詹姆斯告诉他,梅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朋友,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勇敢的女人之一。
“那台莱卡,”詹姆斯说,“是林卫国的。林卫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在越南救过我,把相机留给了我。我把它给了梅,梅给了你。”
卡里姆低下头,看着胸前的那台相机。
一百多年了。从托马斯到林晚,从林晚到林卫国,从林卫国到詹姆斯,从詹姆斯到梅,从梅到他。七个人,一百多年的记忆,都在这台相机里。
“我会保护好它,”他说,“用它拍到拍不动的那一天。”
詹姆斯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那是一枚镂空的镜头徽章。
“这是托马斯·克莱尔的,我父亲的,”他说,“我父亲是记者,我爷爷也是记者。他们都死在战场上。这枚徽章,是他们留给我的。”
卡里姆接过那枚徽章,握在手心里。徽章很凉,但他的心很热。
“给我?”
“给你,”詹姆斯说,“你也是我们的人了。”
九
一九九七年,卡里姆去了坎大哈。
那一年,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本·拉登也回来了,从苏丹回到阿富汗,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基地。
卡里姆听说那里有个阿拉伯人,很有钱,很有势力,和塔利班的关系很好。他想去看看,拍几张照片。
但他进不去。坎大哈被塔利班控制得死死的,任何陌生人都被怀疑是间谍。
他在坎大哈城外待了一个月,拍了些难民营的照片,然后回到白沙瓦。
一九九八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
一九九九年,卡里姆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信是从阿富汗山区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
“想采访本·拉登吗?十月十日,坎大哈城外,有人接你。”
卡里姆看着那封信,手在发抖。
本·拉登。
那个被美国通缉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找的人。
他要去吗?
他想起梅说过的话:“怕也要拍。”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
十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坎大哈城外。
卡里姆按照信上的指示,在指定的地点等着。太阳落山的时候,一辆破旧的丰田皮卡开过来,车上下来几个蒙着脸的人。
“卡里姆·哈桑?”其中一个问。
卡里姆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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