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主义和统一思想 (第2/2页)
　　
　　会场寂静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许多人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林澜的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为许多人心中萦绕的困惑提供了清晰而有力的答案。
　　
　　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林澜提出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命名为 “新儒学” 或 “经世实学”。其核心可概括为 “大同主义”（Datongi**） ，明确界定为：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的，融合现代科学方法、工业化生产体系与华夏仁爱伦理的社会实践学说。
　　
　　其理论支柱主要包括：
　　
　　公天下（经济基础）：主张关键资源与产业（如土地、大型机械、交通命脉）应由集体或社会公有，避免私人垄断酿成巨大不公。这对应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强调财富的社会共享与合理利用。
　　
　　选贤能（政治组织）：主张通过公正的考核与民主的选举产生管理者，打破血缘、门第的桎梏，实现“选贤与能”，让有德有才者治理社会。
　　
　　讲信睦（社会伦理）：致力于建立普遍的社会契约精神（信）与牢固的社区互助网络（睦），废除一切人身压迫与不公制度，营造“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关系。
　　
　　在方**上，则大力倡导 “经世实学” ，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科学实验，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间玄谈。创造性地提出 “知行合一，格物致用” 的实践原则，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大学》的“格物致知”相结合，并坚定地指向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方向，即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进民众的福祉与社会的进步。
　　
　　会议决定，立即在穿越者内部展开系统学习，并在特区各级学堂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全面宣传阐释这套理论体系。
　　
　　之前在论坛激烈争论的年轻工程师，读完“大同主义”的理论手册，放下笔感慨道：“原来我们做的不是背离初心，而是在以更贴合这个时代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理想”，眼神里的困惑彻底消散
　　
　　新思想的提出，迅速平息了内部的争论，统一了认识。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穿越者团队的预期，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了远超想象的层层涟漪。
　　
　　在特区及其影响所及的广东、上海等地，这套以复兴古典理想为旗帜、融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学说，在士绅阶层和读书人中引起了空前反响。
　　
　　广州府的书院里，几位学者围着特区报刊上的“新儒学”思想，一位老儒抚着胡须感叹：“原来《礼记》真义在此！后世腐儒阉割圣人之道，竟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数百年”。
　　
　　广州某书院的教习，将特区报刊上的“大同”论述抄在黑板上，逐字逐句讲解，台下的弟子们听得入神，有人忍不住发问：“先生，这般理想，真能在现世实现吗？”教习举起报刊上特区农会、工厂的照片：“你看这香江、浦东的景象，便是新儒学的实践之路”。
　　
　　当即决定带着弟子前往特区考察。
　　
　　满清入关后长期压抑和阉割的汉族文化意识与民族情绪，被悄然点燃，并找到了一个极具感召力与“正当性”的出口。许多学者抱着“复兴真儒学”的目的，重新钻入故纸堆，却是在寻找批判现实、向往未来的思想资源。
　　
　　一个连穿越者们也始料未及的“副作用”随之显现：林薇薇和林茵旗下“茵薇”品牌的改良汉服销量陡然暴涨，供不应求；各地新式理发馆中，“剪辫蓄发”的业务异常火爆，人们以恢复华夏衣冠为荣。一种源自文化自信的、无声的社会变革，正在悄然蔓延。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特区、澳门、广州、上海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的流通，关于“大同主义”和“新儒学”的报道与讨论，在几个月后，竟然漂洋过海，传到了万里之外的欧洲。
　　
　　在里斯本的咖啡馆，在巴黎的沙龙，在伦敦的学会，一些关注东方消息的知识分子开始议论起远东出现的这种“奇特而古老的新思想”。这些零零星星的报道，也几经辗转，出现在某些报刊上，最终，或许会被那位正在布鲁塞尔埋头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年轻学者卡尔·马克思所阅读。
　　
　　在1933年才被揭秘的一份笔记中记载：“来自远东香江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资本’在另一种文明背景下可能被驯服的珍贵案例研究。那里的实践者似乎证明，当一种强大的、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文明传统（他们称之为‘大同’理想），与现代的生产力（他们称之为‘格致之学’）相结合，有可能跳过‘资本’主宰一切的黑暗阶段……然而，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深层秘密：即价值形式的奥秘。这正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 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1847年
　　
　　历史的轨迹，在此刻，于无人察觉处，泛起了一丝微妙的波纹。
　　
　　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它将在不同的土壤中，孕育出何种未来，无人可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因这群穿越者的到来，而悄然偏离了原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