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二章 历史的晨昏线 (第1/2页)
　　
　　芭芭拉与韩易最终并没有进入莎士比亚书店。周末店内堆满了顾客，从窗外向内看去，里面的购书者连转个身都难，二人自然也就打消了去凑热闹的念头。
　　
　　而且，在纽约的阿尔戈西，韩易已经买了不少珍奇图书，对于莎士比亚书店这样的地方，暂时没有什么探索的欲望。
　　
　　于是，芭芭拉领着韩易在书店前左转，进入了一条僻静的小巷。这里是拉丁区的边缘，坐落于此的，是一片名叫勒内-维维亚尼广场社区公园，据芭芭拉介绍，这里的长椅，是欣赏巴黎圣母院全景的最佳观景位。而广场南侧，则是一座看上去不算特别破旧，但相较于巴黎城内的其他地标来说，过于简朴的教堂。
　　
　　这个教堂，有个跟它的外貌很是相符的名字：穷人圣朱利安教堂。
　　
　　虽然史学界对这座教堂究竟奉献给哪位朱利安还有争论，但教堂自我标榜的精神身份，和巴黎民间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了最著名的那一位朱利安——款待者朱利安。
　　
　　款待者朱利安的传说，在中世纪通过《黄金传说》等作品广为流传，是一个关于罪与赎的经典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的悲欢离合和深刻的神学象征。传说的核心，是一个类似于俄狄浦斯的预言。朱利安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在他出生当晚，一个预言显示，他有朝一日将杀死自己的父母。朱利安对这个想法感到万分惊恐，为了避免命运的实现，他秘密地逃离了家园，远走他乡。后来的他功成名就，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
　　
　　但无论他如何逃避，悲剧还是在多年后降临了。朱利安年迈的父母一直在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子，最终找到了他的城堡。当时朱利安正在外面打猎，他善良的妻子热情地接待了公婆，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只是出于好客的精神，将自己的床让给了这两位疲惫的旅行者休息。
　　
　　此时，魔鬼介入了。魔鬼找到朱利安，欺骗他，让他相信他的妻子不忠，正和一个情人躺在他的床上私通。在嫉妒与盛怒的驱使下，朱利安冲回家中，拔出剑，在没有看清的情况下，杀死了床上睡着的两个人。就在他以为自己完成了复仇时，他遇到了刚从教堂晨祷回来的妻子。
　　
　　在这一刻，朱利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预言成真了，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朱利安极度悲痛，发誓要用余生进行忏悔，为自己的罪行赎罪。他的好妻子非但没有抛弃他，反而鼓励他信靠上帝，并选择与他一同踏上忏悔之路。
　　
　　他们夫妇二人放弃了所有财富，来到一条水流湍急，经常有人溺亡的危险大河旁。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容所，照顾穷人和病人。
　　
　　此外，朱利安还承担起渡船人的角色，免费将旅行者，包括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朝圣者，渡过这条河。
　　
　　传说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朱利安听到河对岸有微弱的呼救声，他不顾风暴，划船过去，发现了一个快要冻死的麻风病人。
　　
　　在那个时代，麻风病人是被社会彻底遗弃的不洁者。但朱利安却将他带回小屋，给他食物，为他取暖。眼看麻风病人即将死去，朱利安更是做出了最终极的慈善行为。
　　
　　他将这个最卑贱者，安置在了他自己的床上。
　　
　　在那一刻，麻风病人显露了真身——他即是耶稣基督。
　　
　　他宣布，朱利安的忏悔已被上帝接受，罪孽已然得到宽恕。
　　
　　基于这个广为流传的传说，朱利安的主保范围清晰地建立起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旅行者、渡船人、旅店老板和招待者的主保圣人。他的庇护范围还延伸到马戏团表演者、小丑、杂耍者和流浪音乐家，因为他们在中世纪同样是四处流浪的旅行者。
　　
　　而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从公元六世纪建立伊始，便是以款待和收容为原始使命的。主要是为当时前来巴黎的旅行者，和失去房屋的穷人提供庇护。而教堂本身谦逊到有些寒酸的外表，也与圣朱利安的精神不谋而合。
　　
　　如果将视角缩放得更宏大一些，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和它建成后的命运，就是中世纪巴黎发展变迁的缩影。公元六世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一世在战胜西哥特人后，将巴黎定为他的政治中心，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巴黎经历了相当繁荣的阶段，后来即位的诸王在巴黎及其郊区建造了宏伟的巴西利卡，并且还有余力调动资源为穷人建设收容所，这无疑证明了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强大财力。
　　
　　然而，这种繁荣是短暂的，随着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失去实权，宫相家族，即丕平家族，最终在751年夺取了王位，建立了加洛林王朝。
　　
　　对于巴黎来说，这是一个衰落的开始。加洛林王朝——尤其是其最著名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上向东转移，更靠近其家族领地，定都于亚琛和梅斯等地。当政治权力中心转移时，巴黎的经济繁荣程度也随之下降。而到了九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已经无法在西法兰克有效维持秩序，中央权力的真空，加上帝国的分裂，使得巴黎暴露在入侵者的刀锋下。
　　
　　845年，维京人首次率领舰队洗劫了巴黎，当时的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仓皇组织起的防御不堪一击。查理国王最终被迫支付了7000法兰克里弗尔的金银作为赎金，才使维京人撤退。而到了885年，维京人对巴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围困。正是在这次围困中，位于左岸，暴露在城墙之外的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被诺曼人摧毁。
　　
　　换句话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初次毁灭，就是早期巴黎倾颓之象最直接也最典型的象征。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987年。当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987年去世时，法兰克贵族们做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他们选举了当时强大的巴黎伯爵于格-卡佩作为他们的新国王。从于-卡佩于987年登上王位开始，巴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巴黎城市发展的幼年期结束了，一个作为王国首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开始系统性地将他们的封地巴黎打造成王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之都。这一时期的巴黎经历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正是在这一轮城市复兴和扩张的大背景下，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在1160年至1170年间，于其被维京人摧毁的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它的重建，与1163年巴黎圣母院的奠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共同拉开了巴黎中世纪盛期建设热潮的序幕。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主要服务对象，也从囊中羞涩的旅行者，和生活困苦的本地居民，变成了成千上万涌入左岸，迫切需要住宿、食物和医疗照护的年轻学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所以规模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教堂如此之小，装饰如此简朴，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按照规划正式完工过。芭芭拉与韩易此刻看到的最终建成尺寸，比原计划要小得多。而这个从未成为现实的未来，其实也是与巴黎的历史息息相关的。
　　
　　圣朱利安教堂在12世纪的重建，恰逢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慈善革命的社会运动。以前主要由修道院垄断的慈善事业，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富裕的平信徒资助和建立。到13世纪，医院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慈善遗赠接受者之一。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右岸的商人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与传统基督教道德发生了冲突，后者对营利和高利贷持怀疑甚至谴责的态度。
　　
　　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催生了一种神学焦虑。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通过慈善。
　　
　　大量金钱流向了类似于主宫医院这样的专业化医院，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自然也就被人扫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这就是韩易所说的，在巴黎，历史是空气，是脚下的路。他们正在做的，不是参观历史，而是穿行于历史之中。
　　
　　谁能想到，这样一处不起眼的古迹，就承载了整座城市从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到步入中世纪盛期，再到逐渐向文艺复兴接近的全部记忆呢？
　　
　　它的建成、焚毁、重建、衰落，都是巴黎这座城市宏大命运的同步律动，是镌刻在石墙上的荣辱兴衰。
　　
　　韩易与芭芭拉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与它擦肩而过。
　　
　　但这，恰恰就是巴黎的迷人之处，或者说，每一座像它这样的古城，皆是如此。
　　
　　它们真正的宝藏，从不陈列在聚光灯下，而是散落在你不经意间走过的每一条小巷。
　　
　　你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在这里，最深刻的历史总是伪装成最平凡的日常，等待与你不期而遇。
　　
　　可能你需要无数次回眸，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当你注意到时，那将会是命运为你准备的，最丰盛的礼物。
　　
　　而接下来的这段路程里，两人遇到的礼物，还有很多。
　　
　　比如他们经过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后，向西走过整条圣塞味利街，看见的圣米歇尔广场。
　　
　　它坐落在拉丁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边陲，代表着拉丁区最嘈杂，也最商业化的一面。
　　
　　仿佛刚从一条寂静的历史密道中钻出，甫一踏入圣米歇尔广场，韩易与芭芭拉瞬间就被声浪和光影交织而成的幻梦所吞没。
　　
　　阳光并不炽烈，却慷慨地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将整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台。
　　
　　这里是巴黎第五区的心跳所在，与刚才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僻静截然相反，这里是流动的，沸腾的。
　　
　　车流、人潮、鸽群，在广场上交汇、盘旋、再散开。书店、小酒馆、快餐店和纪念品商店鳞次栉比，闪烁的招牌与古老的建筑立面毫不突兀地并存。无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拉丁区永恒的主人——三五成群，背着帆布包，高声谈论着刚结束的展览或即将到来的考试，在驻足拍照的游客间穿行。
　　
　　而所有这些流动的喧嚣，所有这些世俗的活力，似乎都在广场尽头那面巨大的墙壁前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焦点。
　　
　　那是整个圣米歇尔广场的核心，于1860年修建的圣米歇尔喷泉。
　　
　　它不像罗马的喷泉那样居于广场中央，而是更像一座镶嵌在建筑山墙上的凯旋门。冬日的阳光恰好越过屋顶，精准地照亮了喷泉顶端的青铜雕像。大天使米迦勒高举利剑，金色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严地踩踏着垂死的恶龙。他的脚下，红白两色大理石雕刻的怪兽正奋力喷吐着水柱。水流在略显寒冷的空气中穿过一片氤氲的薄雾，随后重重砸入下方的池子，激起千万点鎏金般的水花，与大天使的冷峻光芒交相辉映。
　　
　　如果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是那条1790年法国大革命分界线之前，那个封建神权时代古老巴黎的缩影。那么圣米歇尔广场，就是大革命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王权与民权，帝国与共和，秩序与反抗不断拉锯撕扯所孕育的产物。
　　
　　与拉丁区的其他地标相比，圣米歇尔广场、圣米歇尔喷泉，以及将巴黎左岸从中间贯穿的圣米歇尔大道，足以算得上年轻。它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塞纳省高官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中叶对巴黎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产物。
　　
　　这个计划，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卫生，疏通交通，让城市更加现代化，但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考量。
　　
　　自中世纪以来，拉丁区一直是巴黎的大脑，同时也是巴黎的火药桶。这里挤满了思想活跃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贫困的工匠。其狭窄曲折如同迷宫一般的中世纪小巷，是历次革命，特别是从1789年到1830年，再到1848年中，人民对抗军队，修筑街垒的完美战场。
　　
　　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要做的，就是用这条宏大而笔直的现代大道，将这片危险的区域一分为二。它粗暴地穿过了拉丁区的古老肌理，将这片原本紧密相连，极易凝聚起反抗力量的社区硬生生切开。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军队，特别是街垒的天敌炮兵部队能够迅速部署，以镇压任何潜在的起义。
　　
　　而圣米歇尔广场及其喷泉，即是这条切割线最华丽的终点，和最激昂的宣言。它是一件绝妙的政治艺术品，其宏大的主题，大天使米迦勒战胜恶魔，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帝国的秩序，战胜了革命的混乱。
　　
　　这是一种与穷人圣朱利安教堂截然不同的历史，那座古老的教堂见证的是信仰、谦卑和社会变迁的自然侵蚀。而这座喷泉，则是权力意志的人工产物，是国家机器对城市空间的强行重塑。
　　
　　讽刺的是，历史总有自己的轨迹。奥斯曼的大道虽然切开了古老的拉丁区，却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新的聚集空间。圣米歇尔广场和大道，在建成后的一个世纪里，反而成为了学生运动和抗议示威的新中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
　　
　　但政府就是政府，权力就是权力，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帝国还是共和国。1968年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后，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下了最后一步棋，他们通过了《1968年高等教育导向法案》，将巴黎大学拆分成了13所新的自治大学，极大削弱了拉丁区知识群体的凝聚力。
　　
　　长达八百年的“袍与城”之争，到达了它的高潮与最终章。自此之后，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不再是萦绕在巴黎上空不断回响的主旋律。它随着浸出的鲜血一起，渗入了圣米歇尔大道的石砖里，随后又被现代化的柏油路面完全覆盖。
　　
　　时至今日，巴黎的左岸，以及拉丁区的核心部分巴黎第五区，早已不再是学生宿舍。高度士绅化的该区生活成本高昂，其作为学生主要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实际功能已被掏空，与此同时，其作为知识中心的品牌形象却被积极地用于营销，以吸引那些被知识阶级波西米亚历史所吸引的游客和居民。
　　
　　一条圣米歇尔大道，成为了历史的晨昏线。它不仅分割了巴黎的地理，也分割了巴黎的时间。大道右侧，是业已蒙尘的过去，而大道左侧，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存在主义同时占据的现在。
　　
　　圣米歇尔广场，属于年轻学子、街头艺人和游客的沸腾声浪，在他们身后迅速消退了。但并非是他们面前的街道变得空旷了起来，恰恰相反，这里依旧人来人往，但氛围的音调与质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里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
　　
　　那种属于拉丁区的，略带焦灼的青春活力与商业化的嘈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精致，甚至带有些许矜持的低沉嗡鸣。
　　
　　人群的密度依旧不小，但构成已经截然不同。
　　
　　那些背着帆布包，步履匆匆的学子身影，以及举着自拍杆四处张望的游客，像是被一道无形的滤网留在了圣米歇尔大道的那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芭芭拉口中的，真正的Germanopratins，圣日耳曼德佩人。
　　
　　精心打扮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准则，但这种精心又与别处不同。它不是暴发户式的过犹不及，而是一种看似毫不费力的雅致。男士们身上是剪裁精良的羊毛大衣，内搭的喀什米尔毛衣领口露得恰到好处。女士们则用简约的黑色外套，搭配一条色彩高级的丝巾，手中拎着的手袋，其皮革的光泽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润。
　　
　　韩易注意到，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不是圣米歇尔广场上年轻人那种外放的热情或躁动，而是一种混合了阶级优越感与生活满足感的，恰到好处的漠然。他们彼此交谈时声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馆的座位上翻阅报纸，牵着的宠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别处的同类更加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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